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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臧英年的多味故事

时间:2011-04-14 15:23:12  来源:

  2001年5月17日/介聂

 

  历史的转变往往产生一种大洋暖流效应。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久居海外的炎黄子孙纷纷回国探亲,随后或以不同方式报效祖国,或老大回乡,落叶归根。


  近来我新认识的臧英年先生——原全美华人协会文化委员会主席、西雅图重庆友好城市协会会长也是如此,只不过由于他善于从事社会活动,能把自己的爱心直接投诸社会,他的那种人生色彩也就显得比别人更浓重罢了。      

  新的桂冠:控烟活动家

  臧英年先生住在北京友谊宾馆的一所青砖绿瓦的仿古公寓里。1990年他偕同妻子、文教专家苗丽华,以美籍华人的身份来北京工作,中国外专局安排他们在此居住,一晃已经十年了。现在他已年过六旬,但心性依然敏感而爽朗,一口流利清脆的含有东北腔的普通话,让人难以相信他也是在地球上走了一圈的人。他说,他在这里生活已经习惯,当他外出归来,穿过门口的金碧辉煌的牌楼,走在连通楼门的雕梁画栋的长廊时,还真有点回家的感觉呢。

  公寓顾名思义就是寄寓之所。但在臧先生这里,对它的处理却与众不同:家里一部电话,一部传真,复印机、打字机也一应俱全,写字台上摆着接待记录本、各种文字资料……和一般的办公室并无二致。实际上,这套房间除作起居休息之用外,它确实就是一个义务宣传控烟、禁烟、戒烟的服务中心。电话整天不断,十之八九都是为戒烟打来的。来访的客人,不论是官员、专家、记者,还是普通人,也往往与控烟、戒烟有关。寓所的二道门上,贴着一张方纸,复印着中国名人和医学专家关于控烟的题词、警语,在来人眼里,这不啻就是拒吸烟于门外的威风凛凛的门神。臧先生倒显得极和善、热情,满脸笑容地为来访者介绍美国及世界控制烟的情况,讲解吸烟对身体健康的危害,时时把振落在前额的一绺头发理上灰白的分头。他的动作让你感到意外地有趣,如为寻取有关资料,在居室里外间飘然穿行的间隙,他会习惯地哼出优美的曲调,让你仿佛感到隐隐可闻的天堂里的福音;或者他看出你有戒烟之意,倾谈间一贴“维尔”不知何时已握在他的手中:说时迟,那时快,在你道出“戒烟”二字的同时“啪”的一声,那戒烟贴已贴在你的手腕内侧了。他是教育心理学专家,对你的心思了如指掌。当你回到家里,刚要拿烟想迁就一下憋了半天的烟瘾时,一个电话追过来了:烟贴里已有足够的尼古丁正在为你吸收,再吸烟就会过量!你听到这料事如神的声音,烟瘾早被掠到九霄云外了,哪里还想再吸烟呢?

  臧先生这样无私地搞控烟活动,迄今已是第八个年头了。1992年1月,他在杭州机场候机室,看到中国的烟民们在公共场合自由吞烟吐雾却无人制止,而问及服务员时也竟然说没有那份责任。他对这一陋习,这种麻木不仁的行为,感到不解,也有几分气愤,嗵地站出来,面对大厅大声吼道:“同志们注意,在大厅吸烟,罚款10元!”一声既出,满厅皆惊。大家见他的个头、长相、声音、情态,无不像个有来历的老首长,于是在互相交头接耳之际,立即把手中的烟偷偷掐灭。这场滑稽剧让他好笑,也引起了他的深思: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难道在吸烟上也要充当一个世界第一吗?此事发生后的第三个月,他的大哥因肺气肿不幸逝世。虽然大哥几年前已戒烟,但医生诊断说他的逝世仍与往日的吸烟有关。这两件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决心要为国人以及全人类的健康而投身到控烟、禁烟、戒烟的活动中去。那年9月,臧英年先生在国庆酒会上认识了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陈了解到他对控烟活动极有兴趣,便推荐他在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以外籍华人的身份担任名誉理事。其后,他又应邀先后在台湾、上海、澳门等地的控烟、戒烟组织担任顾问。身份有了,他原本就具备的社会活动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每次控烟活动在他那里都能搞得花样翻新,轰轰烈烈,卓有成效。1996年1月26日,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的吴阶平会长特别授予他“控烟活动家”的称号。

  最近我与臧英年又一次见面,他一开口便向我讲述起最新戒烟故事。他去东北办事,火车上恰好遇到了京剧名角孟广禄。他以为人家也是烟民,一问才知道早已戒烟多时了。但他也不轻意放过这位特殊人物,在深入浅出的诱导下,竟让铜锤花脸洪亮着嗓门谈了一路戒烟体会。他说他正在整理车上采访准备见报,戒烟宣传也需要搞点“名人效应”。说着他拿出一摞“控烟记事”本给我看,每本都是一年的全部工作记录、宣传草稿、自写的诗词歌曲,而对好几百戒烟者的戒烟过程都记得确确凿凿,详详实实。我不能不为他如此认真而辛劳的义务工作感到惊异,心想,恐怕世界上再没有另一个人像他这样从事控烟活动的了。可是当我问他的辛苦时,他却开心地一笑:这是缘份,我能在晚年做这么一件好事真是太有意思了。  

  历史感悟:爱国酬奇志
   
  真人不露相。臧英年并非等闲之辈,他在历史的关键时期,也曾登上时代舞台演出过几出叱咤风云的重头戏。

  他祖籍辽宁,父亲臧启芳在解放前做过天津市市长、江苏无锡区行政督察专员,后出任国立东北大学校长、台湾东海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教授。1949年,即将高中毕业时的臧英年随家庭离开大陆,先去台湾,后赴美国,三十年后才又踏上中国故土。在台期间,他曾担任何应钦的侍从官兼英文翻译。1963年退役后,先在台北政治大学任职,后到美国深造,1970年获华盛顿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并定居美国,开始在西雅图社区学院从事教育。臧英年在人生价值的取向上,与其父略显一脉相承的梗概:父亲弃政从教,儿子弃军从教,形式微殊,实质雷同,都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份良知良能。英年从小就有组织、宣传的天才,加之后来在地球的东西两方跑来跑去,眼路、耳路开阔了许多,因而当他突然自觉中美关系转化蕴含的重大历史感悟时,便应时在社会活动方面脱颖而出,逐渐成为全美华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织者之一。

  关于臧英年的这段非凡经历早有耳闻。一次他与我的较长时间的交谈,恰好证实了这点。

  他说,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的华人界普遍感到兴奋,他立即打电话给西雅图柯谋电视台,建议反映当地华人对此事件的看法。电视台开始不以为然,后经几番交涉采纳了他的意见,并由他组织了来自大陆、港。台的留学生、工程师、教授和当地的一名老华侨,通过《观点》节目,向广大受众表明了美籍华人支持尼克松访华,支持中美建交的立场。争取媒体的胜利让他深受鼓舞。从此,他把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活动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使命看待,除通过各种媒体广播、写文章宣传外,还利用他的特长到处演讲,直接向中美人士和广大群众陈述他的观点。那些年,他以惊人的精力和出色的口才,先后在华盛顿州和加州许多城市的美中友好协会的年会上,多所大学、高中和小学里,西雅图各教堂里,波特兰市妇女投票人组织“中国活动”会议上共作了几十次讲演。他怀着历史的责任和中国人的良知,向人们阐述有关中美建交、中美关系及双边交流问题,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赢得了听众的欢迎和掌声。那个时期,他社会活动范围广泛,层次不拘,甚至在工商界人士每周聚会的扶轮社、狮子会等俱乐部里,在一些团体或公司赴华旅行前的讲习会上,也常有他演讲的身影。

  “搞社会活动需要多方面的才能,需要我们古语所说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臧英年一边愉快地回忆往事,一边向我解释,“ 1975年,中美经济、文化交流渐趋频繁,我立即通过了美国国务院的同声翻译考试。果然大有用场,从此又适时地为十多个中国的学术或商贸代表团的访美做了翻译和接待工作。”

  “您在中美建交的那个特殊年代,曾为促进这一伟大历史转变匆匆奔波,热情宣传,我想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会忘记您的这一友好形象。”我趁他喝水润喉,插语评说一句。

  “你说的这个‘形象’当然是对的。”他接着表示了略加斟酌的看法,“我是一个海外华人,也就是说我的‘根’是一个中国人,因而我的行为,除表现出宣传、鼓动者的形象之外,在一定意义上讲还代表着中国。所以那时我既是美国一些报纸的中美关系问题的撰稿人、英文专栏作家,社会活动中的演讲人,同时又是那些媒体的专访对象;既帮助美国政府做过一些中美交往的接待工作,又曾于1977、1979及1980年应邀三进白宫,其中后两次是应卡特总统邀请,赴白宫参加美中签约仪式和白宫的报告接待会。”接着,他按演讲的习惯概括出他的结论:“爱国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关键是要有心、有力,更能掌握和创造机会。”

  最让他难忘的是1979年初的邓小平访美。在那次重大活动里,他身兼两任:一边在美国国务院礼宾司临时服务,一边负责西雅图华侨的部分接待工作,真个忙得不亦乐乎。邓小平访美的最后一站是西雅图。臧英年以西雅图华人协会主席的身份和当地二三十名华人代表一道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邓听他说的一口四川话,既感亲切,又觉奇怪,问他为什么会讲四川话。他回答说,抗战期间,曾随就任东北大学校长的父亲到四川三台,在那里读的小学、初中,因而是个川娃娃。越解释四川味越浓,逗得小平哈哈大笑。
 
  心灵圣手:潇洒绘桑榆
 
  这些往事,对于臧英年今天来讲,业已成为美好的回忆。然而也正是有这些抹之不掉挥之不散的记忆,才使他在晚年自我描绘的桑榆之景中一扫霭云暮气。

  人们都说臧先生越活越年轻,尤其是在电话里听他的音儿,就像一个四五十的人在说话。他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忙而不乱,安而不闲。星期四到文化宫学习唱歌,星期一、六和妻子及外专局朋友打打网球。他说他现在正后劲绵绵地进入“人生三部曲”中的“付出阶段”,有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文字,洒向人间都是爱。他写文章也似乎越来越轻松自如,信手成篇,发表与否并不十分重要,主要为随心所欲修炼“正果”。写作当然主要是谈控烟、禁烟、戒烟之事,这类文章已经在国内外发表一百多篇。此外,他还向美国;旧金山《星岛日报》、西雅图《西华报》经常投稿,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和巨大变化;为《澳门日报》“京华随笔”专栏定时撰稿,或讲述白宫清趣,或漫谈美国名人逸事;在国内大陆的一些报刊,还偶尔著述几篇以和为贵的“哲学时尚”。

  去年,臧英年突然玩起了笔头翻译。你道他翻译什么?原来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学院詹姆斯•亚当斯教授的新著《思维革新》。你道他为何要翻译这部著作?原来是期望中国提高创造性多出英才也。

  亚当斯是美国专门研究创造学的专家,因学术上的互相交流与臧英年结为朋友。1986年9月,臧英年曾组织过一个包括亚当斯教授在内的美国专家赴华讲学团,从沪讲到京,专讲创造性。题目是《政治和创造性》。《经济外贸和创造性》、《成人教育和创造性》、《机关企业与创造性》,可见他们的这次讲学有点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把脉开方之意。用心是好的,同时他们也真切地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和现实改革开放的进展情况。亚当斯教授的新著《思维革新》,实际上已渗透了对中国发展的深刻认识,因而臧英年捧读之后,一阵狂喜,决定把它译成中文,献给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祖国。此书已在中国政府高层、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和企业界的老板款爷们中间引起反响,时有电话祝贺或碰头叫好,臧英年也在笑呵呵中接受了中国的一句套话:老有所为。

  毕竟在美国生活过三十多年,晚年的臧英年仍然思想奔放,不泥陈规,生活得也潇洒自在。去年十一月第四周的星期四感恩节,他竟写了一篇《感妻之恩谢妻之情》的纯情华章,发表在国内一家报纸上。过感恩节是西方习惯,在这个洋节中感谢妻子却是他的独特方式。文中写道:“感恩节是感天之恩,感地之恩,感人之恩。我尤其要感谢妻之恩情,友爱和内助,她使我在华从事控烟活动中,有冲前之力,无后顾之忧。”

  臧英年对妻子苗丽华最感得意的,是她同样爱国有心,报国有术,由于多年在华从事教育成绩卓越,去年还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友谊奖”是国务院外专局授于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的荣誉极高的奖项,去年来华服务的8万外国专家中仅有46位获此殊荣,而其中女性只有一人,即是苗丽华。臧英年为此当然感到十分高兴,他随同妻子和其他获奖者及其家属分别受到了朱=基、钱其琛的接见。此前,国家外专局局长万学远还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晚宴。万局长在致词中一本惯例,把臧英年笼统列入了获奖者的“夫人”之列,引得满堂宾客不禁捧腹,而爱乐的臧英年也借此过了一把“高级玩笑”瘾。

  臧英年的晚年就是这样一反传统,仿佛要缔造一个超现实的神话似的,既没有一般中国人告老赋闲的心迹,也无意追求我们标榜了两千年的“老骥伏枥”精神,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飘然中的行健,悠闲中的浪漫。尤为宝贵的是,他始终把生命贯通于时代的脉搏,利用纯熟的两种语言和中美文化背景,在人类普遍关心而自己又力所能及的问题上左右逢源,尽其绵薄,或者凭借自己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顾问身份,乘飞机而小天下,轻装简囊往返于东西方之间。因而当我们正在咀嚼他昨天的故事时,你会突然听他说道:明天我要去美国参加一个儿童与烟草国际政策研讨会;回来后我将兼任首都医科大学的教授,为医生和未来的医生们讲点吸烟与健康问题。
 
  这确实有些神话味道,但也确实是真的。
 
(全文转自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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