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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耆:给贺龙元帅做保健医生

时间:2010-02-08 15:42:25  来源:中国康网

 

1966年曾昭耆教授(后排左一)陪同贺龙元帅(后排右二)视察攀枝花时合影
 
(一)
 
  许多人都知道,贺龙同志是一位所谓“起自草莽”的英雄人物,他自己没有机会念很多书,文化知识水平并不高。从一开始,我就料想到给他当医生有难度。

  有天,和他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他说:“打了一辈子仗,什么时候不能死啊,想都没想过能活到现在,还保什么健哩!” 说起医生,贺老总佩服的医生似乎只有一个:董炳其。贺老总曾经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过这位了不起的医生。那是西南解放后不久,打完胡宗南,接着又是清剿“ 政治土匪”——国民党的残部。连续作战工作疲劳,血压猛然升得老高,组织上安排他到昆明休息,住在郊区一条小河边的一座别墅里。前后请来几个医生治疗,血压一点也不下降。医生们越着急,对他的限制越紧,几乎什么都不让动了。其实,那时他惦记着还有许多紧迫的任务,哪里静得下来。后来,从重庆请来了董炳其医生,看完病后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对话。 董炳其医生问:“贺老总,您有什么要求?”
 
  “我要求解放。”
 
  “怎么解放?”
 
  “前面到河边,后面到山脚,沿河上下各200公尺。”
 
  董炳其医生非常能体会病人的心理状态。他当下就懂了,想了想说:“好,我同意。” 就这样,贺龙同志终于有了自由活动的天地。从此天天钓鱼、散步、骑马,没多久血压就恢复正常了。
 
  董炳其这个事例中,其实包涵着一个深刻的医学理论问题。一方面是,血压升高有多种原因,并不单是用药和限制体力活动就能解决的;贺老总自己也不赞成消极的休养,主张积极锻炼;另一方面,董炳其医生特别会分析患者生病的各种社会心理因素,他理解病人当时的心理情况,深知适当的体力活动对治病不但无害,而且十分有利,所以医生和患者双方认识完全一致。可惜我当时只以为那是他随便讲的一个故事,丝毫没想到那是他对我这个医生的要求。由于那次疏忽,导致其后的工作走了一段弯路。


 
曾昭耆教授(第二排左一)与贺龙元帅在印尼参加活动
 
(二)
 
  记得我第一次跟贺龙元帅出差到外地。那天晚上他和当地干部开会。秘书在会上,我和副官、服务员守候在旁边一间屋里。到了十点多钟还没有一点散会的迹象。我想他病还没全好,应该休息了,就和他二人商量要不要去提醒一下。
 
  他们说:“可不敢,要去您去。”
 
  我也犹豫了。可是等到快半夜了会议还不见完,我就硬着头皮推开门进去,低声对他说:“该休息了吧。”
 
  他瞪了我一眼,继续讲话,见我站在那里不走,有点不高兴了,挺凶狠地说:“你真的想管我?你——出去!”当着这么些人,我还是第一次这么下不了台。但没法子,只能十分难堪地退出。
 
  那天会开到后半夜才完。临睡觉时,他可能也觉得用那种态度对我说话有点过分,对我说: “嗯,你可能是个好医生吧。但可惜你还没学会给共产党人当医生啊!”
 
  最初一段时期,在贺龙同志身边工作相当困难,挨过不少批评。有的话非常严厉,让人受不了。可我当时还只是把出现这些问题,归结为我们在年龄、性格、经历以及文化科学知识方面的差距。
 
  我和贺龙同志之间,在各方面的差距是明摆着的。他的年纪比我的父亲还大几岁,南昌起义后一年多我才出生;他一生戎马,咤吒风云,我却是一个上过20年学的“小知识分子”;他转战南北,长期活动于边远地区,我却是在上海长大成人;他的知识主要来源于丰富的生活实践,我的知识主要来自书本;他是一位显赫的高级军政官员,我却是一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大夫。更麻烦的可能在于对医疗保健的不同看法。恐怕除了军队必需的战伤医疗外,整个医学都还没有被列入他的“议程”。感冒发烧在他的印象里应该像年轻士兵那样,喝碗姜糖水、蒙头睡一觉,甚至跳到冷水里一激凌就好了的,根本用不着查血、透视和用什么抗生素。
 
  有次他发烧了,我给他服了药,过了半个钟头,他就要再测体温。我说至少要用几次药后才会看得出效果,他说:“那就说明你那种药根本没用!”第二天我想给他查查病情是否好些,他说:“哪来那么多事,拿支烟来抽抽看,觉得烟味正常了,就是病好了。”
 
(三)
 

  糖尿病所致的种种潜在危险一直使医务人员十分担心,而他却因为并不影响工作,不怎么理睬。相反,膝关节有一点毛病,医生认为没有什么严重后果,但却因有点影响工作而引起他的重视。
 
  为此,我给他请来了有名的骨科专家孟继懋教授,来看他的膝关节病。他忧心忡忡地对孟教授说:“一屈腿,膝关节里就有响声。”孟教授笑了,说:“您摸摸我的膝关节”,原来也是那样。孟教授说,这是一般的老年退行性病变,不要紧的,可以通过适当运动来解决。
 
  他很赞成运动锻炼,从此每天坚持散步,刮风下雨也不中断,而且越走越多,越走越起劲。我们并肩走着,谈笑风生。他的湘西话,和我老家川南的话非常相近似。他讲的一些老故事我们都很爱听,也有些我过去从书上看到过,有些听我父亲讲过,所以也知道一些。散步,也成了我们相互沟通交流的机会。
 
  但我们之间的问题总是没法解决。我猜想当时他心里有个疙瘩。别的人,不管是身边的秘书、副官、服务人员,还是其他的工作同志,都是为他的工作起帮助作用的,惟独我却常是一副“管”他的样子。在他心目中,工作永远是第一位,个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都只应占从属地位。而我却只知道,保健局交给我的任务是保护他的身体健康,因而医疗保健原则高于一切,工作只能在身体健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我们两人的指导思想不同,而且都比较坚持自己的原则,所以总是说不到一起。
 
  那段时期,我在秘书、副官等随行人员中也很孤立,因为他们所要做的都是为首长工作提供保证条件,首长说啥就是啥。而我却常常想限制他的工作,只考虑怎样在生活上给他安排得舒适些。因此,在首长活动的安排上,我和他们之间有时也发生矛盾。
 
  在贺龙同志面前,我总是想把一套自认为是科学的医疗卫生保健道理“灌输”给他,滔滔不绝地讲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而他却是用各种方式说明人活着就应该为革命工作的道理。实质上,双方都在顽强地表明自己观点,希望对方接受。
 
  那样做保健工作,用他的话来说,纯属“瞎捣乱”、“乱弹琴”、“没事找事”、是“聋子的耳朵”。那样的医生对他来说,不仅完全不是一种“待遇”,相反是一种包袱、累赘,甚至是更坏的东西。因此,我在他眼里总还是一个使人厌烦的人。只要有机会还是要给我几句:“你干嘛老想管我?”“你觉得我应该听你的,是吧?不对!我们大家都要听党的。”
 
  人们都非常佩服贺龙同志早年追求真理的执着。其实,在医疗保健问题上他似乎也是如此。在他不了解时,公开表明相信自己的经验,不相信医生;但在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确认了它的正确性后,就能坦然地接受它。
 
  有年夏末在北戴河,有天下午我们在海滨散步时,他突然说:“我可不愿再受这种饮食管制了!我情愿打胰岛素!”
 
  我向他解释:像他那样的轻型糖尿病并不适合用胰岛素,控制饮食和减轻体重才是最佳办法。
 
  他挺强硬地说:“史书翰都同意我用胰岛素了。他是你的上级领导,难道你能不听他的?”
 
  我说:“虽然他是保健局长,但技术问题上还应该是谁对听谁的。不信?我们回北京后请专家会诊,听人家怎么说。我保证不先表态。”
 
  回京后,我马上邀请了院内外几位著名的糖尿病专家、生化学专家、营养学专家会诊,讨论时请薛明同志参加旁听。我在那次会上,只负责报告病情,回答提问,此外真的没发表个人意见。但会上所有专家的意见都和我一样。会后,由薛明同志向他汇报了专家会诊的意见。
 
  那次会诊对我和贺帅都很重要,确定了其后若干年的医疗保健方针,保证了他那些年的健康情况稳定好转。对我来说,也是从那以后才真正从医学知识技术上得到他的承认。他才开始知道我的意见都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也可以说,从那以后,贺龙元帅才开始认为,派给他的这个医生是“够格”的。
 
  (四)
 
  贺龙同志非常重视宣传医学保健知识。我刚到北京时,碰巧有一位上海地下党时期的同志,在《新体育》杂志社做编辑工作,常常找我帮他们写些讲体育锻炼和健康方面的文章。后来贺龙同志知道了,挺赞成。他说:“很好嘛!你要好好写,多讲些科学知识,把我们的体育运动训练搞上去,我给你立功授奖!”
 
  在外地视察时,不管是农村、工厂或部队,他要是发现有谁身体不好,马上喊“曾大夫,你帮他看看病吧。”然后他自己带着众人往前走。等我急急忙忙问了问病情,给点药,再找他可就费劲了。有次在四川农村,他看见一个老乡脸色不好,要我给他查查有什么病。不一会儿大队人马上车跟他走了,给我留下了一辆车。我问了病情,查了身体,觉得可能是寄生虫感染,给了一点随身带的药,又写了张纸条交当地干部,让他去县医院检查大便,给予针对的治疗。再上车追了一个多钟头,才追上了队伍。
 
  可是老总在这种时候却显得特别高兴,觉得医生帮他做了群众工作。我猜想,他心里很可能想的是当年部队的医务人员,背着红十字包,在行军途中和驻地,随时给老乡看病的情景。有次在广州,他看见我在招待所我的卧室里为招待所的服务员看病,不禁投来赞许的目光,倚在门上瞧着。后来对我说:“你这样做,就对头了。”
 
  1965年秋天,医院里组织医疗队到通县农村,为期一年,我就报了名,心想:反正路不远,有事就回来兼顾也行。可是史书翰同志(那时已当卫生部主管保健的副部长)知道后却批评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说我这就和战争时期有些知识分子一样,以为“只有到前方去打仗才是革命”。“那是一种幼稚。”他说,毛主席是一般号召,而我的任务是继续做好贺老总的保健工作。
 
  可是,贺龙同志主动问起了这事。我说了实际情况:医院在组织,但史部长不放心,不让我去。他马上说:“我支持你去!这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哪能怕这怕那的。”
 
(五)
 
  有几次在外地,他的工作日程安排很紧,秘书忙不过来,我也得参加开会,帮助做记录、整理材料。还曾经派我代表他去看望一些生病的老同志(多半是大军区的高、中级领导)。一般是,先对我说那位同志当年在战争中的表现,再说现在的病情。要我转达他的问候,并要我从医生的角度对医疗保健提出建议。
 
  贺龙同志视察部队的情景是很感人的。我跟他去过的部队很多,由于没有记录,我也说不清是东北还是西南边疆,是沿海还是大西北,更说不清是哪个部队了。但是,老帅爱兵大概莫不如此。贺帅走进营房,对每个战士都像看到久别的儿子,总是主动过去同他们说话。一般他不大问战士的姓名,多半先问哪里人。战士们开始难免有点拘束,但是贺帅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几乎随便战士回答是哪里人后,他马上就谈得上那个地方有个什么人物、景点、风俗或其他什么事,使战士们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有时战士说不知道老家的那些事,他就笑着说:“你回家问问你爸爸。”战士笑了。和他的距离马上接近,谈话就自然了。
 
  那些年,大家的生活都比较苦,他最关心的是战士们吃得怎么样。还直接到厨房看炊事员给战士做饭菜,如觉得不错,就要追查平常是不是都能这样?是不是专门做给他看的?这些,多半是分别找战士、干部和炊事员作调查,来进行核实。走进战士卧室,不光是看是否整齐、清洁,而且总要摸摸被褥厚薄、软硬,估计一下是否够暖和。和基层干部谈话,经常的内容:“一是要关心战士,二是要训练从严”,“多流汗、少流血”,“严要求也是爱兵”。
 
  有个部队表演“粗粮细做”,用“人造肉”和“叶蛋白”做出了极好吃的花色糕点,请老总品尝。没想到贺龙同志尝了一点后说:“你们不要搞这些花架子好不好?只要战士们平常能吃到只有这一半那样好,我就要向你们道谢了!”
 
(六)
 
  我体会,贺龙同志很重视抓一些实质问题,而且一个经常萦绕在他心中的主题,就是群众。他在和我们一起散步聊天时,最经常提的,是桑植的老乡们和湘鄂川黔或晋西北、晋绥边区的群众,叨念他们当年为支援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惦记着他们至今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说起这些时,他那样的铮铮铁汉,竟会流露出一种慈母般的眼神。
 
  1965年9月底,我跟随他去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活动。10月1日在广场举行大型集会时,纷纷扬扬下起了一场大雪。我担心他受凉感冒,想让他加点衣服,而他却联想到了边防战士的防寒装备。后来他在与军区领导同志谈话中提出:能否像装备登山队那样,不要光想到棉衣和皮衣,应该设法让边防战士像登山队员穿的那样,又暖又轻,活动又灵活。这样才可能多带武器、弹药,减少伤亡,提高战斗力。
 
  贺老总对群众很和蔼,而对干部则是相当严厉的,甚至可能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事情上突然发大火,骂人。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件事,都是与工作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
 
  逐渐,我懂得了他的心思。一个医生,如果只管“护着”他,只会在他耳边说这也不行,那也不好,那就像他说的“纯粹是瞎捣乱”。为他工作的医生,应该和其他“随员”一样,从不同角度对他的工作起辅助作用。维护健康的目的,也是为了使他能更好地承担自己的工作任务。那些年他去外地工作,总是带着秘书、警卫副官、服务员和我四个人。我开玩笑说是:“元帅出台,四个龙套”。
 
  除了冬天在广州,夏天在北戴河是以休息为主,穿插做一些工作外,平日出门可没有那么舒服。有段时期,贺龙同志到湖南、江西等地视察军工生产,还有一次在东北视察军工生产,日程都是安排得紧极啦,十天半月连续不断。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赶紧收拾东西,行李先放进汽车后备箱,因为往往不知中饭在哪里吃,晚上在哪里睡。通常是早饭后就出发,有时是早饭后正散步中,老总突然说一声“调车,出发”,马上就走,根本来不及跑回住处取行李。到一个工厂,听一下汇报,然后一边参观视察,一边讨论。匆匆地吃了中饭,下午又到另一个厂。晚上下车,原来已到另一个工厂或县城。住的地方也很随便,有时就是在县委的办公室临时腾出点地方。等我们去熟悉环境,搭床,安排生活,老总却又和地方的领导开会去了,往往谈到深夜。第二天又是这样,接着跑。我那时30多岁,但有时也感到疲劳。
 
  1966年三月初,贺龙同志带着我们乘飞机直奔成都,视察“三线”。到后立即召集三线指挥们开会,听取汇报。接着乘飞机赶往西昌。
 
  离开西昌,我们的汽车开上崇山峻岭。钻进了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公路沿着山腰蜿蜒曲折,两旁是参天的大树和密密的灌木丛。路面狭窄,超车或错车都非常困难。沿途碰到不少运送物资的大卡车,可能是前面有警卫车给打过招呼,所以见到我们的车时都紧靠路边停下让路。我想,这种措施对双方都是必要的。因为路面狭窄、不平,弯度太大。一边是不见顶的高山,另一边是看不到底的悬崖,深处可听到激流咆哮。除偶尔看见山顶上有个荷枪警卫的战士外,很长一段路几乎绝无人烟。海拔高度一般2000~3000米。
 
  贺龙同志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我和警卫副官坐在他身后,悬心吊胆地担心他的安全和健康。想让他吸点氧气,他根本不答理。从反光镜里,只见他目光炯炯,环视周围,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我的脑子里突然闪出了“灵魂净化”这个词。我想,他哪里像个古稀老人,分明是一位奔赴前沿阵地的战士。他的心早已飞向那远方火热的工地。看着他那神情,我不禁想起他当年骑马挎枪、南征北战的情景。英雄不减当年啊!此刻他还和战争年月一样,战斗的硝烟和进军的号角使他早已忘了个人的安危。
 
  我在贺龙元帅身边工作了十多年,作为保健医生,我的任务不应该是限制他,而是保证他的工作。我们相互间愈来愈理解,感情日渐加深,配合也很默契。不但很少挨批评了,还常因某些工作做到了他心上而得到赞许。看着他那个劲头,回想我这些年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也觉得有些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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